南开大学:百年风雨报国路逐梦扬帆再启航

编辑:ME个性网 发布时间:2019-10-21 浏览:

金秋十月,天朗气清。

渤海之滨、白河之津,一座巍巍学府迎来了她的百年诞辰。

“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民族心、民族魂,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首先要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2019年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天津南开大学考察调研,对这座爱国奋斗、公能日新的百年学府给予高度评价。

肇端于民族危亡,诞生于“五四”风雷。从1919到2019,历经百年风雨的南开大学,从一所名不见经传的私立大学,奋斗成为家喻户晓的知名学府,其独树一帜的“公能”校训、其沉潜务实的南开气质、其“知中国服务中国”的学术传统、其“爱中华复兴中华”的宏伟志向、其矢志卓越的青春精魂,赢得了世人的尊敬。

百年南开史,浓缩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与气节。百年来,她爱国情怀不变、育才初心不改、青春精魂不灭。值百年新纪,她守正创新、追求卓越,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航迹上破浪前行。

1.历百年沧桑 爱国情怀不变

建一所世界一流大学,培养“知中国,服务中国”的一流人才,是南开人的兴学强国梦。

梁启超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由甲午一役始也。”自1840年败于鸦片之战起,清政府屡战屡败,割地赔款、主权沦丧。1894年,中日甲午之战,曾经名震东亚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清王朝苦心经营的万里海防轰然洞开。西方列强随即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迫近亡国灭种的危险境地。

1898年7月,在北洋水师通济轮上服役的张伯苓随船送清政府官员去威海办理接收和移交手续,目睹了“国帜三易”的屈辱场面:接收时先降下太阳旗,后升起黄龙旗;仅过一日,降下黄龙旗,改悬米字旗。国耻锥心,使得立志报国的张伯苓愤而解甲归田,也成就了一次历史性的相遇——当年11月28日,38岁的严修聘请22岁的张伯苓到家馆任教。在国家危难、民族存亡之际,他们发出共同的感慨:“国家积弱至此,苟不自强,奚以图存,而自强之道,端在教育。”自此,一位晚清大儒,一位水师行伍,从变革私塾“严馆”入手,相继创办了实行新式教育的南开系列学校,由此开启了育才为国、教育兴国的百年传奇。

1919年,在风雷激荡的五四运动中,南开大学应运而生,爱国斗争的洗礼,使她深深植下了爱国主义的基因。“勿志为达官贵人,而志为爱国志士。”这是校父严修对所有南开学子的期冀,也是南开大学爱国报国的初心。

五四运动期间,南开首届学生周恩来在天津领导爱国运动,遭反动军警拘捕。虽然学校被迫让他退学,但严修特设专项奖学金,资助其出国留学。即使是后来得知周恩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严修仍然一如既往予以资助。严修和张伯苓创办南开就是要培养“爱国志士”,在他们眼中,周恩来始终是南开“最好的学生”。后来,周恩来在延安与天津英文报刊《华北明星报》记者的谈话中曾说:“我在天津南开读中学、大学,这个学校教学严格,课外活泼,我以后参加革命是南开教育影响的。”

建校百年,南开历史上有名可考的烈士有36位,马骏、于方舟、陈镜湖、何懋勋、刘毓璠、袁永懿、郭永怀……他们挥洒下热血与生命,谱写出南开人爱国奋斗、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

南开自建校之初就笃定“私立非私有”,要求南开人心存大公,报国为志。南开大学也是“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的大学”,学术目光从未离开过时局天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面对日寇步步紧逼,南开人成立东北研究会,开展东三省实地调查研究,编写大学、中学、女中、小学通用的教科书《东北地理教本》,揭露日本军国主义图谋东北的野心。“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博大。不到东北,不知中国之危机。”1927年张伯苓带领师生到东北考察时说的这句话,被印到《东北地理教本》之中,警醒国人。

1928年,南开经济研究所立足国情,发布享誉中外的“南开指数”,这一非官方经济指数,不仅成为当时政府决策的重要参考,也为国际学术界提供着研究中国经济的权威数据。以何廉、方显廷为首的南开经济学人还创办《大公报·经济周刊》,撰文揭露日本转嫁经济危机的做法。

南开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与天津永利碱厂、利中制酸厂等民族企业密切合作,打破了日本在华北地区对酸碱工业的垄断。

1935年9月17日,在新学年“始业式”上,张伯苓向全校师生提出了三个振聋发聩的问题: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聆听演讲的师生高声作答,爱国斗志愈益振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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